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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宽窄巷子

巨变中的成都宽窄巷子

宽窄巷子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长顺街金河宾馆背面,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全为青黛砖瓦的仿古四合院落,这里也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与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

交通:出租:长顺上街出租点、下同仁路出租点。公交车线路:宽窄巷子邻近于天府广场、人民公园、琴台路、百花潭公园等。可以乘坐:5路、13路、43路、47路、58路、64路、78路、81路、163路等公交车在“金河路”站下车,或乘坐62路、70路、93路、163路、340路等公交车在“长顺上街”站下车。地铁:地铁4号线宽窄巷子站或二号线不在人民公园站下,要走通惠门站C出口,这样就不用二号线和四号线换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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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平定了准葛尔之乱后,选留千余兵丁驻守成都,在当年少城基础上修筑了满城。清朝廷派三千官兵平息叛乱后,选留千余兵丁永留成都并修筑满城——即少城。清制规定森严,满蒙官兵一律不得擅离少城染指商务买卖。靠每年少城公园(今天的人民公园)春秋两季的比武大会,论成绩优异领取皇粮过日子。风雨飘零,如今的少城只剩下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保留了当年的风格!“宽窄巷子”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平行排列的城市老式街道及其之间的四合院群落组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列入《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清初年,清政府在成都城西重修少城,作满蒙八旗及家属居住区。康熙六十年,四川提督年羹尧奏请朝廷留下1600名清兵永久驻成都,设副都统统辖。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因成都的重要军事地位,清始设成都为驻防将军统辖,驻防将军所住官衙设在现今金河宾馆位置,称将军衙门,下图是今天的金河宾馆。形如蜈蚣的少城格局,以将军衙门为蜈蚣头,长顺街为脊,42条胡同分布长顺街两端,宽、窄、井巷子为满城之中被保留至今的三条。胡同的命名也代表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在清满城之中,窄巷子又叫太平胡同,名字”太平”自然是希望没有战争,成都的老百姓能够平安祥和的过日子。

窄巷子26号,清代宅院建筑风格,曾经是大名鼎鼎的清代名将———曾经效命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年羹尧大将军的府邸。今天窄巷子26号只剩下少城记忆。

清代名将年羹尧康熙五十七年间驻扎少城时的旧居,清代宅院建筑风格,庭院内的池塘水波粼粼,而今只有这个天井下的一个假山,借助阳光的照耀略显生机。

四川提督年羹尧当年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有这么一座宅院,本应该悠闲的过日子,但伴君如伴虎的年羹尧却如履薄冰。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立下一等功,年羹尧最巅峰的时候拜抚远大将军不说,还赐封一等公,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也受封一等公、赏加太傅头衔,儿子年斌受封一等子(子爵),说起来真是阖门显达。年羹尧是川陕总督,可手伸得很长,云南的事情他也能管,山西巡抚不按照年羹尧的话办事,雍正就把这个巡抚给撤了。朝廷有重大人事变动,雍正也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年羹尧保荐的人,吏部、兵部都特别重视,当做大事来办,一时号称“年选”;雍正还亲密地对年羹尧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这还不算,雍正对年羹尧赌咒发誓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也就是说雍正不当一个好皇帝,第一个就对不起年羹尧。

今天的阁楼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了,今天走在这繁华的巷子,只怕永远不会想到那年那月满目疮夷四川少城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当年年羹尧虽说是“藩邸旧人”,但对这位新皇帝认识不深刻,应该说高处不胜寒的体会不够,他满以为皇帝对他这么好,也不至于翻脸不认人。 年羹尧(1679年—1726年),字亮工,号双峰,中国清朝名将。原籍凤阳府怀远县(今属安徽),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入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必须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南宋名将岳飞是宋高宗赵构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之所以遇害,主因两条,第一条,阻碍赵构的和谈大计;第二条,深触赵构的忌讳之处。赵构早年受到金军追击的恐吓以致阳痿不举,他收养了两个宗室的孩子,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玖,岳飞出于一片赤诚,直言立赵伯琮为太子,岳飞这是干预立储。这二条因素招致杀身之祸。雍正干掉年羹尧除了年羹尧、隆科多“骄纵不法”之外的另外根本一点也是干预立储,这是皇室宗族问题,稍有不慎就遭杀身之祸。年羹尧最辉煌的同年一切结束都来得这么快,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遐龄及年羹尧兄年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年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年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公元1727(雍正五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尧诸子,交年遐龄管束。

现在这里展现的是金银商品。

院落还是那个院落,只是物是人非。年羹尧常年统兵在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也极度担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忌。因此,他建议派驻八旗兵,很大程度上含有向康熙帝表忠心,以换取政治安全的考量。年羹尧的上疏很快得到批复,在他驻八旗兵一千人的提议上,再增加六百,并在成都选取空地,为即将入驻之兵丁及其家眷建造房屋。在成都划一块地专为八旗兵建造房屋,是因为清政府一直实施“旗汉分治”政策。满族皇族自进驻北京后,规定内城只能住满人,其他族百姓则迁至城外。其意图在于保持满文化的独立性,避免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年羹尧的上疏,造就了少城的重建。

这里可媲美上海新天地的宽窄巷子,是成都文化保护区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宽窄巷子的资源更胜上海新天地一筹。那么,其底蕴何在?汉代起这儿叫少城,清代重建少城改为满城。何谓满城?就是满族人居住的区域重建少城。少城是成都满蒙文化的发源地。还要从湖广填川说起,张献忠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率领农民起义军马步水军数十万,由武昌经岳州(今湖南岳阳)入四川,在巫山击败守将曾英部及明援兵。次年二月到达万县,待机西进。四月,水陆并进,直奔重庆。原四川巡抚陈士奇在重庆东南的铜锣峡设重兵固守。张献忠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部分水军与明军交战,自率精骑迂回其侧后,两面夹击,先后攻克佛图关(今重庆西南)、铜锣峡,进抵重庆城下。令勇士凿穴爆破,打开通路,六月二十一攻克重庆。七月初四,乘胜率军直趋成都,沿途州县望风迎降。八月初九,攻占成都。尔后,分兵攻取未附州、县。十一月十六,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

1647年1月2日,李自成死后的一年半以后,张献忠死于清军的一次突袭。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先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1645年叛变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清将雅兰布(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的部下,也是鳌拜帐下军官)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前胸中箭身亡,时年仅四十岁。

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意外死亡,李自成死时,他的两路大顺军还有35万之众;张献忠中箭身亡时,他的大西军有20万以上。张献忠死得太突然没来得及确立继承人,这就埋下了他的四个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争权隐患。当时大量的清军打进四川,大西军被迫撤出四川进入贵州,打算以贵州为基地东山再起。同时期云南沙定洲叛乱黔国公沐天波只能坚守楚雄,根本无力反击大西军。1647年2月开始向云南进军,沙定洲的叛乱都是土司的军队,大西军很快平定了叛乱,成功进入了昆明。占领云南后,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和明朝的驻云南的沐天波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不再使用大西年号‘第二不准随意杀人;第三不准奸淫妇女。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其他周边的省份打的是难解难分,而云南地区的百姓生活还是比较安宁的。农民军(大西军)在云南开荒种地,三年里年年都是丰收,这种情况在明末是不多见到的,农民军解决基本的粮食供应问题。云南成为永历朝的大本营:孙可望出兵抗清为诱饵为条件永历皇帝朱由榔加封其为秦王。当时南宁也已经失守,永历朝所能控制的区域已经所剩无几,最后不得不选择进入云南。永历皇帝身边的文武官员已经不过了,换句话说,永历皇帝已经把这个王朝的命运交给了昔日的对手农民军。1651年,李定国统帅骑兵1万、步兵8万开始向湖南发动进攻。当时清军的主力一部分已经回撤,另一部分在武昌一带,李定国进军迅速,快速占领了湖南南部。从而切断了南宁地区孔有德和两湖地区清军的联系,清算这个败类的时候到了。这年7月,李定国南下包围了桂林,那位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就在城中。四天以后,李定国的军队攻入城内,孔有德自知自己难逃一死,在王府中自杀而亡。李定国在湖南、广西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北京的顺治皇帝恐慌不已,他立刻命令敬谨亲王尼堪率领八旗精锐南下。只可惜这位满清的亲王走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最后尼堪被明军斩首。尼堪成为明朝在战场上斩杀的唯一满洲亲王,诗人彭而述闻讯后激动的写道:“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李定国在湖南、广西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各地人民的士气,当夜遭到了孙可望的嫉妒。张献忠死了以后,虽然没有确立继承人,但孙可望的年龄最大、学问也最高,所以一直以首领自居。但是现在李定国的风头远远盖过了他,这让他十分的郁闷。孙可望为了自己的利益挟持了永历皇帝,并且和李定国发生了内战。最后的结果是李定国以少胜多打败了孙可望,孙可望带着100多人向清朝投降。永历皇帝为了褒奖李定国加封他为晋王,但是孙可望的投降对南明来说损失太大,作为之前的第一领导人,孙可望对云南地区的防御情况一清二楚。

孙可望投降之后,让清廷看到了机会,顺治皇帝立刻命令吴三桂从四川进攻云南。为了阻止清军继续深入,李定国在磨盘山发动了最后一次主动进攻。此战重创清军,但是李定国自己的损失也不小,精锐力量消耗殆尽,在此之后再也无力主动进攻了。而此时的永历皇帝在一群文武官员的保护下逃到了中缅边境,他们以为只要进入缅甸境内就安全了。但是缅甸也惧怕清军,在永历皇帝进入缅甸之后立刻被3000缅甸军队看护起来,包括黔国公沐天波在内的南明文武官员全部被缅甸军队杀害。在清朝大军压境之下,缅甸方面将永历皇帝交给吴三桂,1662年6月明王朝最后皇帝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终年40岁,在位16年。尸体则被不忘故主的投降官员们悄悄火化,葬于贵州都匀高塘山永历陵。永历皇帝的噩耗传来,李定国吐血坠马,10几天以后便离开了人世。李定国的去世也代表着张献忠大西军的彻底完结,同时大明王朝也彻底画上了句号。

1644年八旗军队入关。次年,清和硕肃亲王豪格率大军,从陕西汉中进入四川。就这样,清军、献军、南明军以及其他抗清力量等多支军事武装,在这块地盘上反复较量争夺。清军曾四次攻下成都又四次被逐出,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再入成都,并于次年建立官署,才算基本确定对四川的统治。历时15年的战乱,让四川残破不堪。战后四川,人口不过五六十万,有些县甚至只剩数百人,清史记载张献忠屠川造成。

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 ,至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只剩下8万人,人口大量锐减,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原住民接近灭绝。张献忠屠蜀的一些史书和笔记记载,《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客滇述》记载: “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蜀乱》记载: “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后鉴录》记载: “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圣教入川记》记载: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1646年,即满清入关后第三年,满清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宣称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攻陷渝城(重庆)。张献忠死后十三年,清军才平定四川。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清军在和谁作战?这就要谈到张献忠的另一个义子刘文秀,刘文秀早年追随张献忠,崇祯十七年大西国建立后,受封为抚南将军,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合称为四将军。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四川南充战死,与孙可望等率余部数万人南走,入云贵,连克遵义、贵阳。顺治八年(1651年),刘文秀受封抚南王,当时艾能奇已死,刘文秀率大西军步骑五万出川南,由叙州、重庆进围成都,杀清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刘文秀率大将王复臣、张先壁等五万人马进围保宁,吴三桂处境窘迫,但刘文秀因屡胜轻敌,拒绝采纳王复臣的正确意见,轻率攻城,结果被吴三桂窥出破绽。不久,吴三桂和清朝征西将军李国翰联兵出战,一举击破张先壁军,溃兵冲乱了全军阵脚,王复臣也被包围,自杀身死,刘文秀大败,退还贵州。孙可望深为不满,下令解除他的兵权,发回昆明闲住;张先璧被乱棍打死。这一举措已经表现了孙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确的做法本应抽调兵将补充刘文秀部,让他继续经营四川。刘文秀被撤职,不仅他本人心灰意懒,在原大西军部分将领中也引起愤慨不平。孙可望在宝庆之战失利后自知斩将搴旗非己所长,决定重新起用抚南王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孙可望坚持下他出任大招讨,由于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时领兵出征。直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明臣(或作卢名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他派卢明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陆路进发。当时,正值涨水季节,卢明臣的军队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县,活捉清朝知县李瑢。可是,刘文秀亲自带领的主力却因为连日下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根本无法同卢明臣所统水路军队配合作战。清朝五省经略洪承畴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对策,除了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守省会长沙外,五月初十日,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加强防御力量。五月二十三日夜,卢明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到优势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陆路明军的支援,激战到次日,卢明臣中箭落水牺牲,水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清军乘胜加强了面对辰州的防务。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既告失败,卢明臣的阵亡又严重影响了士气,他随即放弃了攻取常德的计划,带领军队退回贵州。孙可望对刘文秀的举措深表不满,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让他返回云南昆明闲住。顺治十三年(1656年),刘文秀随朱由榔南迁至昆明,封为蜀王,孙可望闻讯大怒。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背叛南明,割据四川,并派白文选等人率兵攻打云南,刘文秀被任命为右招讨大将军,协助李定国大败孙可望于交水。此后,刘文秀派部将高承恩统兵五千由云南进入四川雅州,以心腹将领征虏左将军祁三升任总理全川军务,会同援剿后将军狄三品、平虏营总兵杨威、怀远营总兵贺天云、监理重庆屯田总兵郑守豹等统率兵马进至嘉定府,刘文秀本人则率领大军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汉源县北)、雅州到达洪雅县(属嘉定府),在该县境内的千秋坪建立了帅府,撰写了《天生城碑记》,表示要以此为基础,恢复四川。刘文秀在千秋坪设立了文武官员,大建宫室,极力想把这里构建成经营西南的大本营,企图为北攻保宁(阆中),东联夔东十三家,与清军争夺湖北。但是由于孙可望心怀不轨,蓄意犯滇,李定国要求朱由榔召回刘文秀,此举使得日后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而李刘两人由是出现心结,刘文秀内心非常苦闷,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也不出府。刘文秀前后在千秋坪只驻守了五个月,经营四川的战略未能实现。

可想而知而是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造成大量人口锐减的时间应该是清军入川时期。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是,这句很类似张献忠圣谕碑。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而满清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官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6亿)人,1578年人口数三百多万人,到张献忠入川时期顶多一千万左右人口。 有历史学家推测在明万历年间中国的人口总数才一亿二千万至两亿。 可见官修《明史》对张献忠的污蔑至极。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而《后鉴录》的作者毛奇龄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参与抗清,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节文人毛奇龄投靠满清,当上满清的御用史官。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可说这些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满清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四川人对张献忠的建庙塑像。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上,有一座文昌庙,里面供奉这张献忠的塑像。当地曾发掘到一通张献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因此,张献忠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遇难牺牲。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此后不久(康熙年间)就悄悄在来人稀少的风洞楼为张献忠塑了像。而此举遭到清廷的反对,张献忠塑像被清廷反复捣毁,并在后墙壁立了一道石碑,这块石碑叫《除毁贼像碑记》。 若张献忠真的是屠川,为何当地人还给他建庙塑像?

而清军在四川的屠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更有甚者还上书顺治帝要求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军中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满清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满清统治者嫁祸张献忠,张献忠1644年11月入川称帝到1647年1月2日战死,同年清兵身四川进发,加之南明军在云贵形成背腹受敌,再愚蠢的张献忠也不可能这个时候还要去屠杀四川散在各州县的百姓,若要征战,没有百姓哪来粮草,对于称帝没有子民还当什么皇帝呢?加之明末明朝对百姓的压窄四川人应该是响应张献忠的农民军抗清,川人的抵抗才招致满清灭绝性的屠杀,加之连连征战给四川带来无尽的灾难和痛苦,正是经济萧条四川经济无力发展,需要新的劳动力入川才有后来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少城的建立,满汉分治,给生灵涂炭四川重新点燃了生机,当你游历这几古街除了感受到天府之国人民安逸生活,还想到了些什么呢?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是清政灭绝性屠杀的有力证据。

满清最著名的扬州十日: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在多铎的率领下,分兵亳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直至扬州。 史可法收兵退保扬州。刘泽清、刘良佑以入卫南京为名,率部南逃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南明降将李成栋,率清兵南下包围扬州城,史可法急令各镇赴援,均无响应。降将李遇春到城下劝降,史可法命令放箭射回。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九日,明将许定国引多铎师至扬州,扬州被清水陆各军重围。守将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孤城,同时,向弘光皇帝求援,弘光不应,扬州告急,四月二十一日,南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欲劫史可法出降,史可法以大义叱责之,二人遂拔营降清。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试轰扬州城,形势危急,史可法用血书告急朝廷,未得回音。南明的各镇兵马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已难有作为。史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决定抗战到底,一死以报国。扬州十日又称扬州屠城、扬州之屠,是指史可法率领扬州人民阻挡清军南侵守卫战失败之后,清军对扬州城内人民展开的大屠杀。当时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中和明末史学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扬州在激烈抵抗后失陷,清兵屠戮劫掠,十日不封刀。“几世繁华的扬州城是时“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城中积尸如乱麻”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80万具。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时期,所有有关扬州屠城的记载随着清军入主汉地之后被刻意掩盖,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将《扬州十日记》从海外带回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扬州十日才广为世人所知。除《扬州十日记》之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明季南略》等诸多史书记载屠杀事件,然皆远不及《扬州十日记》详细。

嘉定三屠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清军颁布剃发令,嘉定百姓拒不从命。乡绅侯峒曾带领嘉定绅民起义反清,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嘉定城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李成栋率军离开嘉定城。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回城后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李成栋又领着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把吴之番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著名的“嘉定三屠”。

1694年清政《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正式启动史称“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为吸引移民,清政府给予了极为优厚的土地政策,对于移民垦荒地亩,五年起才征税。据上代人的传说,部分移民是强行捆绑入川的,移民入川的后人手臂上还有前代人被捆绑留下来的胎记,很多川人都有,至于真假无从考证。外来人劳力的输入,使天府成都再一次焕发生机。古蜀人已不在了,移民进来的川人依然勤劳朴素勇敢,抗日战争战场没有在四川,但川人出川抗日死亡数排最前面,四川还提供大量的抗战物资,这是民族团结的使命象征,或许是这块土地赋予我们了保家卫国的血性,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建了西部重镇,四川成都是西部的文化,交通,经济中心,成都地铁,四川高速公路,四川高铁动车,成都到乐山,峨眉山高铁,成都到重庆动车,成都到都江堰青城山的高铁,四川旅游四通八达的交通给游客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旅游线路。

在满蒙八旗入驻之地,马是必不可少的,瓦尔登门旁老墙嵌有红砂石材质拴马石和镜像骏马;宽窄巷于文化保护区现存3个拴马石,分别在宽巷子11号门口旁和窄巷子32号瓦尔登门头的老墙上。拴马石虽然已风化斑驳,但它仿佛是宽窄巷子乃至成都的一块独有的胎记,述说着这里的前世。百年前的宽窄巷子是北方满蒙八旗及家属的居住地,他们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骑马出行的习惯。拴马石是北方文化在川西的符号性表现。是原汁原味的历史本初,让人遥想富贵门第门口熙来攘往、车马不息的景象。

2008年6月,为期三年的宽窄巷子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修葺一新的宽窄巷子由45个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院落、兼具艺术与文化底蕴的花园洋楼、新建的宅院式精品酒店等各具特色的建筑群落组成。民国初年,当时的城市管理者下文,将“胡同”改为“巷子”(北京的巷子称胡同,满城的建立就将少城也沿用胡同直到民国)。二十世纪80年代,宽窄巷子列入《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3年,宽窄巷子街区正式出现在世人的词典中。宽窄巷子是国家AA级旅游景区,先后获2009年“中国特色商业步行街”、四川省历史文化名街、2011年成都新十景、四川十大最美街道等称号。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在平定了准葛尔之乱后,选留千余兵丁驻守成都,在当年少城基础上修筑了满城。清朝居住在满城的只有满蒙八旗,满清没落之后,满城不再是禁区,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有些外地商人乘机在满城附近开起了典当铺,大量收购旗人家产。形成了旗人后裔、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同住满城的独特格局。此间的宽巷子名叫兴仁胡同,窄巷子名叫太平胡同,井巷子叫如意胡同(明德胡同)。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总督赵尔丰随后交出政权,拆除了少城的城墙,一些达官贵人来此辟公馆、民宅,于右任,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刘文辉等先后定居在这里,蒋介石也曾经来过,使得这些古老的建筑得以保存下来。民国初年,当时的城市管理者下文,将“胡同”改为“巷子” 。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次城市勘测一中,传说当时的工作人员在度量之后,便随手将宽一点的巷子标注为“宽巷子”,窄一点的那条就是“窄巷子”,有井的那一条就是“井巷子”。新中国成立后,将房子分配给了附近的国营单位用来安置职工,文革时期又对房屋进行了重新分配。20世纪80年代,宽窄巷子被列入《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老成都宽窄巷子的记忆

今天的手工艺人,再无昨天的印记。

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片区主体改造工程确立,在保护老成都真建筑的基础上,形成以旅游休闲为主、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浓郁巴蜀文化氛围的复合型文化商业街,并最终打造成具有“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内涵的“天府少城”,宽窄巷子街区正式出现在世人的词典中。

2005年,宽窄街区重建工作启动。

2008年6月14日(第三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宽窄巷子作为震后成都旅游恢复的标志性事件向公众开放。

如今的宽窄巷子便是当年少城的遗留部分。宽窄巷子原有70多座院落、300多间房间。如今老城墙、金水河等已经消失。宽窄巷子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平行排列的老式街道及四合院落群组成,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是老成都“千年少城”城市格局和百年原真建筑格局的最后遗存,也是北方胡同文化和建筑风格在南方的“孤本”。这条清代街区记录了老成都的沧桑历史,其建筑风格兼具川西民居与北方四合院的特点。宽窄巷子面积为479亩,核心保护区108亩。改造后的宽窄巷子整体空间风貌较为完整,延续了清代川西民居风格,街道在形制上属于北方胡同街巷,其主要特色为;“鱼脊骨”形的道路格局。这种格局形式便于街道居民自发式能管理,奠定了安静、悠闲的生活基调。宽窄巷子由营房宿舍慢慢与川西民居融合为一,民居内苛具有川西风格的庭院形态也基本保留,建筑构件如窗扇、雀替垂花柱等从细节上再现了老成都的生活韵味。宽窄巷子的街道空间尺度由两旁的建筑和院墙所界定,街巷宽度内宽巷子7米左右,窄巷子5米左右,而沿街建筑为1~2层,高度也在5~8米,这样形成的街道断面高宽比约为1:1。宽窄巷子的沿街传统特色立面保存基本完好,其中以院门的形式最为丰富。每家每户的大门呈现出不同风格、不同材料、不同朝向、不同尺度,有屋宇式、石库门等。加上黑灰墙与小青瓦做的窗花,整个街道的主调呈现出清代的特征。建筑作为空间的表皮,是空间历史感的外部表象,通过这些实体界面的强化,让历史街区重塑出空间的时间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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